吐的话语和躲闪、痛苦的表情里，多少明白一些事情的真相。
我们越走越慢。在办公室门前，施拉科夫中尉握着门把手，踯躅了好一会儿，才终于开门进去。我完全能够理解他此刻的心情。突然知道好友的情况，却是这样，简直犹如晴天霹雳一般，叫人一时怎能接受。
中尉给我倒了杯咖啡，却有一半洒在了杯子外面。他并没有注意到，我也没吱声。中尉用钥匙开文件柜抽屉的锁，连试3次，才找到那一把。事实上，那一小串钥匙只有6、7把，形状大小都差别很大。我不明白中尉这是怎么了，他的心不在焉、神不守舍让我深感困惑。
“你说是哪一天？”中尉拉开文件柜抽屉前又问了一遍。
“38年7月24日，星期天。”
“哦。”
中尉很快找到了38年的出门记录，翻到那一天。
我紧张地注视着他，拿咖啡杯的手都有点哆嗦。我索性放下杯子，站起来走过去。
施拉科夫中尉已经在摇头了。
我却仍是莫名地问着傻问题：“是谁？那天昭跟随在一起？”
“没有人，那天他一个人出去的。”声音平静得让我有些害怕，刚才的激动和现在的冷漠，究竟哪一个才是真实的克里斯汀?施拉科夫中尉，那个自称是傅昭朋友的人。
中尉始终没有抬头看我，像是有意回避，合上记录本，就打算放回去。
这里面难道有问题。我一把抢过中尉手中的记录本，速度之快，幅度之大，是我自己都没想到的。等记录本拿在手里，我才意识到这样做有多么唐突、无礼。
中尉并没有生气，仍是很平静，有点漠然，一句话不说，帮我翻到那一页。7月24日：傅昭，出门，晚上857。在8点以后，离开学校的只有傅昭一人。
“会不会其他人先出去，在外面等着他？”
“可能的，但是这里看不出来。”
“中尉，你不觉得这里有问题吗？”
“什么问题？”
“8点出门，是不是太晚了一点。也许那天晚上，他本不打算出去，但是后来发生了什么事……”
“也许吧，但是这里看不出来。”施拉科夫中尉关上记录本，放回抽屉。
我不明白，这几分钟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克里斯汀?施拉科夫中尉的态度怎么会突然来了个180度的转变。不管怎样，“但是这里看不出来。”这句话，中尉说了两遍，其中的敷衍和就事论事已经深深地刺伤了我。天知道，我用了多大的毅力才控制住自己不发作。现在的心情甚至比会见巴贝尔后还要糟。我有一种感觉，施拉科夫中尉有秘密，也许就跟昭有关，也许中尉就是关键。
我抓住中尉的肩膀，拉他转过身，逼视他的眼睛，问道：“那天你在哪儿？施拉科夫中尉，你是昭的好朋友，难道他就没有告诉你什么？”
中尉缓缓抬起头，眼睛里完全没有了欢快，只有忧伤和隐藏的痛苦。他握住我的手，用力把它推开。压抑的声音满含着愤怒。“那天我开会。如果你不信，这里有记录。”
我害怕了，我后悔了，我不该感情用事，施拉科夫中尉是我最后的希望了。“对不起，中尉，对不起。我不是有意冒犯的，我只是……我只是……”我绝望地摇着头，失魂落魄，跌坐到椅子上。“我怎么办？告诉我，难道就真的没有办法了？”
☆、第五章 奇迹（13）
我坐在门边，喝了一口咖啡，透过临街的大玻璃窗向外张望。
雨淅淅沥沥地下了一夜，黎明时停了。清晨的薄雾已经散去，天色却仍是灰暗阴沉，不见一缕阳光。小石板铺成的街道上有一小洼一小洼的积水。穿着裙子和高跟鞋的女士，为了避开水洼，宁愿放弃一贯优雅、庄重的步态，一蹦一跳地走过街道。顽皮的男孩则正好相反，穿着父兄的大皮鞋，专往水洼里踩，“啪！啪！”声音越响，溅起的水花越多，就越是开心。自行车、送奶车慢悠悠地压过水洼，泛起道道涟漪。一辆欧宝汽车飞驰而过，溅起一片泥水，路边一拄着拐棍的老妪躲闪不及，被溅了一身，气急败坏之下，挥起拐棍，冲着汽车背影叫骂了一阵，终是毫无用处。这是一条小街，在柏林这样的大都市，可算是冷清、偏僻的。
咖啡是代用品，之前还从来没喝过。第一口时，觉得那种胡桃核被烤焦了的味道着实难以下咽。但是，在等待的一个多小时里，百无聊赖之下，不知不觉地我已经喝完了两杯。
“长官，您请！”老板殷勤地送上第三杯咖啡，小心翼翼道。
我没有向他示意过，不过既然已经送来了，就留下吧。我点点头。“你肯定那里会来人吗？”我向街对面做了个手势。
那间房子的深色大门边上有一块铜牌，上面写着：中华民国大使馆留学生联络处。
“我肯定，长官，那里会来人的，每天都来。”老板抬头看了看墙上的挂钟，“平时他们九点之前准来人的，今天怎么晚了？”
“有人就好。”
“长官，您找那里的人，是不是他们犯了事？”老板在围裙上擦擦手，眼睛迅速地向我扫了一眼。
我微微皱眉，厌烦地一摆手。我这身军服到哪里都叫人神经过敏。
老板立既知趣地退了下去。
昨天，克里斯汀?施拉科夫中尉主动告诉我一个情况：去年年底，有一个自称是中华民国大使馆留学生联络处的来找过他，询问昭的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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