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着铺着大白梨的筐子进了“大和商行”，邵昕棠拿出那一百大洋和于战南给他的票子，发现还换不了一块条子，邵昕棠很是失望。在商行里找了个小伙计专门了解了下如今货币的兑换、形势等等，倒也算是颇有收获，然后把银钱都换成票子，贴身揣着，之余二十大洋以备不时之需。
回了红墨，邵昕棠让晒得像个小印度人的健安拿了白梨去镇上，自己躲在树荫下检查留给小孩儿的功课。
红墨里的老师都是教授些唱戏功夫，杂学技巧的，没有可以作为启蒙的教育的人。邵昕棠觉得孩子必须上上文化课，即使不学些人文地理，人情世故、道德仁义之类的事情却是必须要懂的。而整个红墨多得是聂健安这样大小的孩子，都是起早贪黑跟着自己师傅学，就连班主沈财田的两个儿子，也因为国家取消了“科举制度”，人们没有的“学而优则仕”的机会，加上国家动荡，日本鬼子到处都是，即使有钱的家里的孩子一般也都学些吃饭的手艺或去从商了。
虽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