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龙旗军大营回来，仍旧是沉浸在欢乐之中，这种兴奋居然持续了好几天。

桌面上的英文报纸《天津中国时报》（the）是从天津送过来的，上面是宓吉连续几天采写的东亚外交风云系列，详细报道了中日，中俄之间的外交冲突，并且完全站在中方的立场上，对俄日两国进行了驳斥和申讨。这个系列是与英国本土泰晤士报同步发行的，所以在英国国内也激起了相当大的反响。

从英国传回来的消息称，英国本国与军火工业关联相当大的数位议员联名在下院弹劾外务大臣金伯理，指责他保守的东方政策有可能让俄国在远东威胁到英国的根本利益，甚至在俄国的威胁下，中国人甚至有可能会认为英国根本没有能力在远东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倒向俄国人，那样将会彻底丧失半个世纪以来在远东的经营。如果英国政府再不加快与中国的合作，我们将很快失去这个在远东最重要的朋友。

这让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侯爵非常的焦急，远东的局势变化让他有一种如坐针毡的感觉，欧洲的局势正在发生着激烈的动荡，各方势力正在竭力维持着一种平衡，如果让传统的敌人俄罗斯在远东将大英帝国完全比下去的话，俄国在欧洲的势力也将为之一振，到那时，除非能够联合德国人和法国人，否则英国将面临同时失去欧洲和远东的危险。

但是，联合德国人和法国人很容易吗？不，远没有与中国人结盟容易。

在这种背景下，奕忻与欧格讷的谈判很快便进入了实质性阶段。到了十月中旬，龙旗军的飞艇载重量已经能够达到六吨并能理论滞空超过七个小时的时候，《中英北京合作互助条约》即将签字。

这一份同盟协定有效期为罕见的二十年，这么久的时间，是我要奕忻向英国人提出的。英国人出人意料的爽快，很快便答应了有关西藏问题，禁绝鸦片问题，军火采购自由问题等等原本一直不肯松口的条款。

光绪十六年十月，中国特命全权大臣恭亲王奕忻，大英帝国公使，特别谈判代表欧格讷在北京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签署通过了中英北京合作互助条约，经双方用印后正式生效。消息传播出去之后，外交界顿时产生连锁反应。

德国公使和法国公使向总署衙门确认两国和中国的关系，是否受上述条约影响，在得到肯定的答复，特别是军火贸易方面的承诺后，满意而去，并且各自发表声明祝贺两国盟约的缔结。法国人更在越南释放善意，与云贵总督冯子材约定，各自将边境线上的军队后撤了一百里。而俄国则连续发来照会，要求中国解释两国同盟的目的，是否会以俄国为敌人。这次我派了奕忻去应付俄国人，奕忻不软不硬的回复了喀西尼：中英之间的友谊，并不以任何国家为敌对，中国出于振兴国家的愿望，愿意接受英国的帮助，除非俄国不想看见中国振兴，否则中国不可能将伟大的沙皇俄国视为敌人。喀西尼也是非常无奈。

而日本人的反应倒是出乎我的意料，翁同龢一行抵达东京后，受到了日本政府高规格的欢迎，日本天皇之弟（是老天皇养子，不是亲弟弟），近卫都督，小松宫彰仁亲王，首相山县有朋，贵族院议长伊藤博文悉数相陪，一时之间翁老头几乎都忘记了自己姓什么，在日本过的有滋有味，当然也跟文廷式接触过几次，对于文廷式有关日本人的表面文章不可相信的劝诫不当一回事，反而责骂他胸中不仁，心中无信，完全忘了夫子之道云云。文廷式是他的门生，当面当然唯唯喏喏，却在寄回来的奏折中将满腹苦水吐了出来。并且汇报了这段时间以来日本国内的思想动态，他正在收集近期日本的各种报纸出版物等等，待年终回国时一体带回。

而翁返回的奏报则是日本人事我甚诚，反复恳请我天朝上国宽宥军方的冒失行为和过失，日本国愿意赔偿中方的损失。至于侵犯中国藩属朝鲜的事宜，日方决定向朝鲜方面道歉，并且立时撤出竹岛驻兵。翁的意思是请我下一道旨意，宽慰日本君臣。

但是过了几天，翁的奏报便有些扫兴，大意是小松亲王突然变了态度，在一次宴会中故意指使一个下级军官挑战翁带去的随扈，不小心以武士刀削伤了该随扈的右臂，他的意思是日方的下层人士对其大有不满之意，且多为下级军官。

日本天皇严加训斥了小松亲王，但是政府首脑山县有朋却发表了强硬讲话，声明站在小松亲王一边。如此，日方的态度便有些耐人寻味了。

便在此时，朝鲜的袁世凯也发来消息，汇报了近来朝鲜的一些动态，有一个叫做东义道的组织近来在朝鲜活动日盛，该组织兼尊儒释道，以“诚，敬，信”三字为训条，该组织开山之宗主崔济愚于秋日为朝鲜地方官以“左道惑民”罪条处死，其弟子崔时亨继任，并请求袁世凯的支持，向朝鲜政府施压，为崔济愚平反。折末写道：“因闻吾皇巡幸山东时见衍圣公，有尊孔之意，该道既奉我中华之学为宗，臣不敢自处，故特呈报天听，请旨如何处之。另吾皇交办事，臣已密切行之。然闵氏与日人勾结日深，臣正寻隙而行。”

我知道这时候的东学党，是一支可以利用的力量，当即暂不处理，决定过些日子等李鸿章到了北京再与恭亲王奕忻一起商议一下再说。

李鸿章一时还没到来，欧洲却传来了一个令人不安的消息，当然，不安的是俄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