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重兵集团撤离后，高敬亭立即让张云逸率军部特务营和四支队八团东进，七团、九团也随即跟进，在皖东初步站稳了脚跟。但他本人率手枪团和特务连主力还留在舒城，在新四军军部看来，这就是执行东进命令不坚决。联想到去年长江局军事会议上，高敬亭与王明发生争执，并且对长江局和安徽工委派上万名**党员和革命青年“帮助国民党第五路军在大别山建立根据地”的做法抱抵触情绪，叶挺就认为高敬亭执行中央和军部东进命令不坚决。
说句实在话，王明主持下的长江局和安徽工委派上万名党员和革命青年帮助桂系在大别山建根据地本身就有问题，这部分力量如果加强到四支队，那会是一种什么局面？
叶挺、邓子恢到江北和张云逸汇合后，一起到四支队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和军部东进指示，动员四支队全力东进。
这个时候高敬亭恰好生病，加上他心里也不痛快，新四军成立江北指挥部，领导成员定了好几个，里面竟然没他。而且新四军军部报经中央同意的江北指挥部编制方案还拆分了四支队主力，分别成立了第五支队和游击纵队。
高敬亭心里对新四军领导产生了疑虑，认为军部领导有排挤他的嫌疑。因此，他表态同意率手枪团、特务连东进后，在进军途中又突然下令第七团和手枪团返回舒城。理由是护卫支队司令部。结果，第七团在返回途中出事了。
现在第七团团长、副团长叛逃了，不能不让人对高敬亭的政治态度产生怀疑。
戴季英马上向叶挺报告，说是杨克志和曹玉福叛逃是高敬亭授意的。他们两个都是高敬亭一手提拔起来的，一个原来是高敬亭的秘书，一个原来是高敬亭的警卫员。
戴季英是鄂豫皖苏区的老人，当年除了充当肃反急先锋外，他也是个对敌斗争异常坚决的指挥员，立下过赫赫战功。按说，新四军里最了解高敬亭的，就是戴季英。戴季英说杨克志和曹玉福叛逃与高敬亭有直接关系，不由叶挺不信。
战争年代，最怕的就是部队叛变，那是要人头落地的。
叶挺和张云逸、邓子恢一商量，都认为四支队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必须发动部队开展反杨、曹斗争。
这一开展反杨、曹斗争，就牵涉到了高敬亭，毕竟高敬亭在鄂豫皖和坚持大别山斗争期间，也执行了极左路线，错杀过好人。加上杨克志和曹玉福确实都是高敬亭一手提拔起来的，无论怎么说，在杨克志和曹玉福叛逃事件中，高敬亭都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
当然，也不能排除个别人有打到高敬亭取而代之的想法。
5月13日，叶挺应约去了立煌县，安徽省政府主席和保安司令廖磊于5月24日向第五战区报告，新四军四支队有骚扰皖省七条罪状，五战区随即转报蒋介石，蒋介石电令“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叶挺就带着蒋介石批准处决高敬亭的公函回到了合肥青龙厂。
于是，以叶军长名义下令高敬亭率领手枪团开赴淮南铁路下圹集地区的命令下达了，由第八团团长周骏鸣负责传达。
高敬亭哪里会想到这个命令会有什么问题？他带着手枪团赶到青龙厂时，周骏鸣出来迎接，并告诉他叶军长在褚家圩子等候，住处已安排好了。
接下来的一切都是计划好的，没有多想的高敬亭顾不上休息，带着警卫班就去见叶挺，当即就被缴械扣押了。叶挺当即以叶、项名义报告中央，中央回电撤销高敬亭第四支队司令员职务，并于6月15日复电改派徐海东担任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四支队司令员。
到了这个时候，高敬亭的所有申辩都没有人听了。叶挺、张云逸、邓子恢随即召开四支队连以上干部会议，批判高敬亭。会议开了整整三天，新四军政治部主任邓子恢宣布了高敬亭“反党、反中央”、“违抗军令”、“可能率部叛变投敌”等罪名，要高敬亭承认错误。高敬亭一条也不承认，逐一反驳。没有办法，邓子恢只好让大家回去讨论如何处置高敬亭。结果大出几个领导人意料，干部们讨论意见是教育高敬亭。
戴季英向军首长汇报后，叶挺表示对高敬亭要严肃处置，要枪毙。
刘一民哪里知道这些变故，还以为高敬亭正率领四支队在皖东发展根据地呢。因此，他的横扫苏皖边区作战计划里，还把四支队配合作战列了进去。
刘一民电报发出后，叶挺的电报很快就到了，说是目前正在合肥青龙厂附近，期盼刘一民快速南下，在皖东全椒县会面。
只有叶挺的电报没有高敬亭的电报，刘一民慌了，赶紧给主席拍发紧急电报，要求查清四支队高敬亭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主席回电说接到新四军叶、项报告，高敬亭违抗军令，已被撤职关押。中央决定改派徐海东担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四支队司令。
刘一民一见，心里悔恨的不得了，早知道这样，还不如当初就报告主席，将四支队与教导师一个旅对调。现在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不知道高敬亭还活着没有？希望还能来得及救他一命。
刘一民当即给主席去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