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了造反的道路，如果遇赦，必然会全力一战，那时高句丽可平。”隋炀帝大怒，他是万万不能向这些打着反隋旗号的义军妥协的，在他看来，一旦妥协，颜面何在？天威何存？所以苏威一走，隋炀帝立刻就跟一个叫裴蕴的大臣说：“这老东西真是老奸巨猾，居然拿天下的叛军来威胁朕！朕真想命人狠狠打他几个耳光，念其年老，姑且再忍耐一下吧。”裴蕴立刻就明白了炀帝话语背后的意思，于是从河南找来一个叫张行本的平民，让他给炀帝上了一道奏章，陈列苏威的罪状：“威昔在高阳典选，滥授人官；畏怯突厥，请还京师。”这道奏章提到苏威在高阳选官不力，在雁门畏惧突厥，并且还执意要让隋炀帝回长安。这样的罪状最多只能算是事实陈列，更何况第一件“选官不力”还是无凭无据的“莫须有”事件，第二件“畏怯突厥”属于刻意夸大。雁门之围时，苏威只不过是反对炀帝贸然突围，当时他的原话是：“城守则我有余力，轻骑乃彼之所长，陛下万乘之主，岂宜轻动！”苏威只不过是为炀帝客观分析了一下情况，言语中没有露出丝毫的胆怯，至于第三件则更是荒谬至极。炀帝久不居长安，缺少一个强有力的指挥枢纽，是造成天下大乱的重要原因之一，苏威请求炀帝回长安并没有错，但却被张行本指鹿为马，硬说成是犯罪。于情于理，这都是一封非常不负责任的奏章，但炀帝也管不了三七二十一了，下令将苏威再次除名为民。

我们纵观苏威被贬为庶民的这一系列事件，会发现这一件件事，无一例外都戳在了隋炀帝的痛处，对他的自信是一种极大的破坏。隋炀帝不愿放下自己的尊严，表面骄傲而冷酷，内心实则恐慌而软弱。从小到大，隋炀帝尝遍了胜利，他战胜了南陈，扳倒了大哥杨勇、三弟杨俊、四弟杨秀，登基后又战胜了五弟杨谅，降服突厥，南巡北游，耳边充盈着“万岁”的高呼，一个习惯了高贵的人，是不可能接受失败的，这不是优秀，而是一种病态的心理。隋炀帝唯我独尊的心态使得他在经历人生的大起大落时变得不堪一击，当他心中的自信被颠覆成自负，自负又被扭曲成妒火，他只能把这些情感发泄在自己的臣下和隋朝的百姓身上。温室里长大的花朵呵，终究是受不了严寒与烈日的。扭曲的心理会推动人做更多疯狂的傻事，苏威被贬官不久，隋炀帝内心深处潜藏的恐惧便胁迫着他把目光投向了那片温柔而又熟悉的土地——江都。

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七月，在宇文述的怂恿下，隋炀帝的龙舟再度起航，向江都进发。这已经是他第三次巡游江都了。他到南方去，无非是为了躲避起义军和一股又一股的反隋声浪。内心长期堆积的恐惧已经让他失去了继续抵抗的勇气，无论是在关中地区还是在山东地区，隋炀帝都找不到任何依靠，只有在南方，在那片埋藏着他的根基的地方，他才能寻找到一点点心灵上可怜的慰藉。逃避，胆怯，如两个可怖的幽灵，终日缠绕在隋炀帝身边，所以当他来到江都后，看着温润的江南水乡，他该多么想醉倒在其中，不去管世间的纷扰，也不顾朝堂的争吵，就这样一醉不起，再不醒来。

他大概预见到了，自己与长安和洛阳的离别，将成为永诀，而此次下江都，将成为他与南方水乡的最后一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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