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海平一边喘息，一边问道：“此前在辽阳的那晚，我自认落在你们手中，绝无幸理，是因为你的求情，吴某方才活到今日。只是，吴某不明白，你为何要那么做？！”

高杰道：“我不喜欢杀人，更不希望鲜活的生命在面前轻易地消逝。前辈所作所为，皆事出有因。您父亲海龙王吴平在闽粤做海商，对大明朝廷而言，也许是海盗、是倭寇，但在晚辈心中，却并不苟同。晚辈认为闽粤沿海的百姓，撒网打鱼、出海跑商，理所应当。当年朝廷实行因为担心外族居心叵测而实行海禁，断了渔民们赖以生存的求生之道，吴平前辈带领百姓冒死违禁跑商，被戴上了海盗倭寇的帽子，予以剿灭，本就是一场惨案，是悲剧！”

高杰来自后世，学的是考古专业，对明末的所谓抗倭战争做过颇多研究，在看待所谓倭寇海盗之时，有着客观的评判。

要追溯这场奇特而惨烈的嘉靖倭患，要从明王朝开国时说起。出身农民，对蓝色海洋文明无知且反感的皇帝朱元璋于洪武四年（1371年）颁布了一道海禁令——“片板不许入海”，仅剩下一种扭曲的官方朝贡贸易，因其能带来“君临天下、万邦来朝”的感觉而存活下来，为中外交流留下了一道逼仄的门缝。

明嘉靖二年（1523年），宁波先后接待了两拨日本朝贡船，为争夺“正宗贡使”的身份，他们之间相互残杀，殃及平民，酿成了极为恶劣的“争贡事件”。这让朝中海禁派找到了一个口实，上疏“祸起市舶”，闽、浙市舶司遂遭废止。从此，朝贡贸易这道门缝也被封禁了。

然而，繁盛的海上贸易却无法停止。时值16世纪大航海时代，以海路为连接的世界贸易圈蓬勃发展，中国所在的东方贸易圈正是其中重要的一环，蕴含着巨大的财富和商机。很快，如生命力极强的藤蔓般，浙江沿海走私贸易迅速发展，并在双屿港扎下根来——此岛悬居浙江外海，扼多条航线之要冲，明初时被列为“国家驱遣弃地”，岛民内迁，遂成为走私船泊聚交易的风水宝地。不久，以双屿港为基地，以许氏兄弟、李光头为首的几股势力较大的海商集团羽翼渐丰，葡萄牙人则在岛上修路建房，开辟市镇。鼎盛时期，双屿港还聚集了日本、马来、琉球、暹罗等国海商，成为远东最繁华的国际贸易中心。欧洲的自鸣钟、火器，南洋群岛的胡椒、香料，江南的丝绸、棉布、瓷器和数不清的白银于此汇聚交易。

在双屿港崛起的20多年时间里，虽然走私严重，但浙海堪称宁静，海商志在利润，并不打家劫舍；为了保护贸易安全，往往还剿灭小股海盗。泉州名宦林希元便曾公允地说：“佛郎机（指葡萄牙人）未尝为盗，且有利于吾民也。”

然而，这份安宁并未维持多久，双屿港私商的贸易繁盛，令朝廷日益无法容忍。终于，一桩血案成为了双屿港之战的导火线——余姚大族谢氏赖了走私海商的账不还，并威胁要报官，海商实在咽不下这口气，便洗劫了谢氏庄园并掠杀了谢氏宗族。

谢氏血案触痛了大明王朝敏感的神经，嘉靖皇帝派遣干将朱纨前来镇压“倭寇”。这位出身进士的官员个性耿直，军事经验丰富，乃铁血的海禁派。临危受命，他誓以全部的智谋与力量来报答皇帝的知遇之恩。他到任后雷厉风行，“革渡船，严保甲，搜捕奸民”，并培养了一支训练有素的部队。随后他颠覆双屿港，并挥师入闽，继续追杀逃跑的海商，攻陷福建浯屿后又赢得走马溪大捷，擒杀中葡海商百余人。

朱纨在战后上岛勘查时也发现，40余里长的宽平古道寸草不生，足见人货往来之多，且由于双屿战事事发突然，外海不知，以至于战后的一月间，陆续来港商船竟达一千二百九十余艘之多，其贸易规模之大可想而知。

几次大捷之后，朱纨在奏折中踌躇满志地写道：“全闽海防，千里清肃。”

然而，他没有想到，这短暂的胜利，正是巨大动乱之前最后的平静，当海禁的口袋愈收愈严，手段也越来越残暴之后，被颠覆的海商巢穴却变成了巨大的马蜂窝，捅掉之后，不知从哪里迅速涌出了成千上万的“倭寇”，“连舰数百，蔽海而至”，使“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掀起了嘉靖大倭寇的滔天巨浪。

其实，嘉靖大倭寇的真相，就是一群反海禁的中国海商与海盗。翻遍嘉靖年间的抗倭史料，倭寇首领中的日本人极为罕见，即使有，也是无足轻重的低等小头目。明代兵部侍郎郑晓称：“大抵贼中皆我华人，倭奴直十之一二。”而根据一位被倭寇掳去五十多天的昆山人的回忆：“大抵艘凡二百人，所谓倭而锥髻者，特十数人焉而已。”——连十分之一都不到，且根据历史记录，梳着倭人发型的，也很可能是中国人冒充的日本浪人。

而最有意思的，莫过于这帮被朝廷定性为侵略者的“倭寇”，却在东南沿海地区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民间支持和水土融合——地方百姓“任其堆货，且为打点护送”，“或送鲜货，或馈酒米，或献子女，络绎不绝”；倭寇深入陆地时“若熟路然”，甚至“与农民杂耕于舟山山阜处”，“或披蓑顶笠，沮溺于田亩，或云中履，荡游于都市”；连本地官兵也与倭寇里应外合，通报军情，“关津不查不问，明送资贼”。种种异状，让负责“剿倭”的官员惊呼“自节帅而有司，一身之外皆寇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