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我突然想起读的《论语》中的一句话，金鹏曾说过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宋朝宰相赵普，原来论语里说的还真跟治理天下有关，“依此理来说的话，我们分配要公允，一切以安定为准那便行了！”

“分配哪能做到公允啊！”金鹏叹道，“公交车上还是给妇孺让座呢，社会资源总是有倾斜的。”

“公交车？”我一脸迷茫的看着金鹏，那是什么？

“哦，我换个例子！”金鹏心思动的快，“社会是不公平的。你看，你是城中的行政官，人人都羡慕你，尊重你，你工作八小时，拿的钱还多；外面的人，每天工作十二小时，干最脏最累的活，挣得少，人也看不起他。”

“怕是他做不了我能做的事吧！”

“当然，那是比较极端的对比。那另一个，一个大学生，上了四年大学，打了四年游戏，混到了文凭，去了工地，什么也不懂，每天坐在办公室里，画画图纸，轻轻松松上万；而工地里一个高中家贫辍学，在工地里踏实肯干的人，工作上懂得比大学生多多了，却只能拿八千的工资。大学生做的了的事，他可以做得更好，大学生做不了的事，他也能做。可是他只因少了文凭，就处处矮一头，这公平吗？”

我摇了摇头，很难理解，觉得重要的是本身拥有技能才是重要的，我所有懂得全都是我自学的，并没有人给我文凭，可是比起那些有文凭的人，他们只是得到了别人认可罢了，我虽然没有得到别人认可，但我也做得到啊，哪有什么不同呢！

“这就是了！”金鹏道，“所以拿八千的心里面不平衡啊，甚至拿一万的自己心里面都惭愧，可是公司就认文凭，你有啥法子。不过我举的是个例，大学生读大学，拿到文凭，起码考试过了，还有自己的人脉，也培养了自己的一些素质，只是这些不那么明显而已。但是矛盾的产生可不就是这样，正是太多的东西无法准确量化，所以产生了心理落差。你说分配公允，公允却未必是最佳分配，反而会造成很多浪费。”

我并不认为自己错了，只是我说不过他而已，说不过他，也只是我目前懂得还不够多，见识还不够广而已。

《论语》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于是我后面很少再去问问题，而是专心的听他们讨论，心中的疑惑越来越多，自由、平等不是人人都要遵循的第一要务嘛，为什么他们反倒处处限制，手机为何不能登录到外网中，为何限制外界电影涌入新城内，只是为了不让新城的人对外抱有幻想吗？

听进去的内容越来越少，联想的事物越来越多，等一起吃过饭后，晚间我照例去学一些历史，听着眼前那个看样子三十出头的年轻人谈论起历朝历代的官制，忍不住问他，历代最大的弊政是什么？

他道，“每朝每代都有自己的弊政，唐朝后期的时候，宦官干政严重，宦官掌握军国大权，甚至可以废了君主，而且藩镇佣兵各自为政。等到了宋朝，偃武修文，中央集权，削弱了地方，而且宋朝一朝没有出现宦官干政。后来明朝的时候，吸取了宋朝的教训，武备始终不弱，但又出现党争和宦官干政，清朝的时候可谓集大成，有清一朝没有出现宦官干政，历代君主牢牢抓住了王权。可是当此时，闭关锁国，国外已经蓬勃发展起来，中国从1840年至今一百多年沉沦。故而，以我所见，闭关锁国乃是最大的弊政。”

我又问，“那自由、民主是否是永远正确的。”

他扶了扶眼镜，“这个，只能说是政治上永远正确，谁都不会说自由、民主不对，这是道义的制高点。就如我们之前说的曹操‘奉天子以讨不臣’，君君臣臣，汉献帝为皇帝，皇帝讨伐不听话的臣子是天经地义，所以曹操想打孙权，就让汉献帝写一道诏书，自己奉命讨贼，占的是大义，名正言顺。”

“政治上正确有什么分别吗？”

“自然有！”他道，“世上任何事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要遵循其规律。比方说垃圾分类，我曾在日本两年，我太太陪我过去的，在家中做家庭主妇。日本小区内都有专门的负责人，负责人一日登门，告诫我太太垃圾不能放在一起，应该按类别分开。比如这个塑料瓶，瓶盖和瓶身要分开扔，玻璃要用纸包起来放入垃圾袋，总之林林总总，足有数十条之多。负责人说，要是不按照规定去扔垃圾，收垃圾的公司会拒绝收垃圾的，如果次数多的话，甚至整个小区都不再来收。

我太太自然很惶恐，每次扔垃圾的时候一条条对的很仔细，毕竟生活在异国他乡，中国人在日本原本就受歧视，毕竟那时候大陆一穷二白，人穷志短。小区的人每日里横眉冷对，压力很大，慢慢的习惯了也就好了。

后来回国，我太太依旧按照日本那套去做，可是小区来收垃圾的总是一股脑的将所有的垃圾都扔到一个车厢，分不分完全就没有区别嘛，我太太于是逢人就说，日本人的素质真高，咱们跟人家还有很大的差距。

垃圾分类是对的，可是你要说，我立刻学日本一样，全国都实行垃圾分类，这样可行吗？”

我反问，“垃圾分类有什么好处呢？”

他愣了愣，“这样说吧，以前废电池是没有人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