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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人中间不同的政治团体、不同的藩镇诸侯之间矛盾重重争斗不停，作为少数民族的党项人这种问题相对较少。特别是对于如今正冉冉处于上升期的定难军而言，更多的是同心协力一致对外，而不是尔虞我诈相互倾轧，如果说汉人的斗争哲学是攘外必先安内，那么党项人的哲学便是攘外才能安内，游牧民族经济模式的脆弱性让党项族群不得不团结，不团结就不能生存，不团结整个部族就将在适者生存的严厉自然选择过程中被淘汰，彻底消亡。

不过什么事情都不是绝对的，党项人的团结是个事实，但是其奴隶制为基础的社会分配模式当中所存在的分配不公问题却是一个在现有经济体系下无论定难军官方还是拓跋家族群都无法解决的一个问题。在崇尚实力的族群社会里，各族群会本能地选择最聪明最强悍最能够带领各族群走向兴盛的家族或者个人作为首领，这和中原王朝的嫡长子继承制以及一系列权力运作模式都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但是这并不等于游牧部落能够按照公平平等的原则进行生产资料的分配与再分配。

定难军拓跋家一家独大的现实导致了拓跋家在战利品分成和占有地域上拥有天然的优先权，这是八部族都没有异议的事情，但是没有异议并不等于不存在问题。万事不患寡而患不均，拓跋家占有着最肥美的草场，占据着最能够产出财富的盐池，同时还独自享有每次诸部落联合军事行动一半份额的战利品，而其他七个部落家族只能去分另外一半。这种分配模式直接导致了在拓跋家的首领们一个个富得流油奴隶成群的同时，其他八部落当中的绝大多数人却还处在饭都吃不饱的凄惨境遇之中。

这些部族每年都会派兵参与定难军组织的南下劫掠活动，其中很大一个原因是这些部落需要这些抢劫了来的粮食度过一年的饥荒期，特别是在头一个冬天十分寒冷的情况下，这种抢劫活动就会更加迫切，因为在严寒中倒闭的牛羊牲畜实在太多了，如果不想办法搞点粮食，整个部族的许多人便将在新的一年中被活活饿死。

只是这种抢劫的效果越来越差了，原本相对还算富庶的延州、庆州等地在一次次的抢劫过程中迅速贫瘠了起来。盛唐时期延州最多的时候曾经拥有五十万人口，如今却只剩了八分之一不到，即便是一次性将一个县洗劫一空，实际上也真正抢不到多少东西。广顺元年八月党项大举南下，彰武军躲在州城中搞兵变，党项铁骑在延州境内纵横将近一个半月，兜了一个大，几乎将南部几个县依次点名。若不是知晓延州军方的战力，以延州的地形而言如此扫荡迂回实际上与自杀无异，若不是地方贫瘠太甚，李彝殷是绝不会冒着风险这么干的。

即便如此，这一把抢回去的东西，也顶多只够党项人支撑数月之用。

这是人口增长的奴隶游牧部落社会形态最根本的内部矛盾，只要党项人不下大决心从游牧社会进入农耕社会，这一矛盾在根本上是不可调和的。

因此贸易，对党项人而言是生存模式的一种必要补充。

只要绕过大局观较强的拓跋家去和其他家族部落直接交易，便能够轻松解决所有麻烦问题。党项人的中央政权虽然受到了中原朝廷的册封和承认，但其与其他部落族群之间并非上下级关系，因此定难军节度使的命令并不是所有时候都有效的，只有在各部族承认其有效的情况下这种命令才有效。比如说长兴四年的夏州之战，后唐军的咄咄逼人已经危及到了八大部族整体的生存根基，因此定难军节度使号召抗战的命令才会变成八大部族的全民动员令。

当节度命令伤害或者妨碍了部族利益时，情况就不同了。

用粮食交换马匹，不管是对李文革陈哲还是对七大部族都是一件互惠互利的事情，陈哲能够获得利润，而李文革能够获得相对廉价的马匹，七大部族可以获得能够保证族群生存避免饿死人惨剧发生的粮食，这实在是一件三赢的买卖。

如果说有谁吃了亏的话，拓跋家和定难军节度府吃亏了。

不过这不怪别人，选择和大周为敌而不是选择臣服本来就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在李文革看来，郭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绥靖政策才助长了李彝殷的气焰，换了柴荣就绝不一样了。小柴同志只是小小威胁了一下，李彝殷就顶不住抛弃北汉改换门庭了。其实依靠互市和商贸往来，党项能够得到的利益也还是很不少的，特别是在这样一个时代，盛世时那些拿少数民族兄弟当猴耍的商人们都已经死绝了，交易还是相对比较平等的。

陈哲的办法，说起来便是这么简单。

虽然简单，但作为一个商人，能够把这件事情想明白，却是一件极不简单的事情。

李文革重新落座，问道“在下还有一事不明，芦子关虽然由在下掌控，魏平关却是由折衙内的兵把守，虽然路程上远一些，但也不多多走十来日而已，若是其他商户都被赶到了那边去，日后必将在绥州方面形成一个规模较大的集市，以陈兄的财力，存货量恐怕绝对比不过其他商户的总和，久而久之，若是那些商家联合起来压价，一年无所谓，几年之内便大不相同了，贸易是要依靠口口相传的口碑的，兄台的货量上不去，面对压价便不能有效应对。即便货量上去了，两边压价的结局也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