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在工业时代如鱼得水，很快就展起来严密、复杂的工业管理方法，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他们的军事制度，因为经常爆战争，大多数人都有军旅知识。

在农业时代，唯一能够让人接触到大规模、精细化管理的事务，往往就是军事组织。

但如何在大明实行义务兵役制，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必须找到一个合理的方法，否则财政根本负担不起，大明不可能像普鲁士那样，成为一个亚洲兵营。

跟朱敬伦谈话结束之后，大批军官开始制定改革计划。

这些军官数量庞大，而且包含了各个层级，从最高的统领一直到底层的旅帅甚至营官，人数高达三千多人，分散在法国、德国和丹麦三国学习，因为一个国家根本容不下他们。

现在他们回国之后，很快就在各个层级，形成了一股改革的思潮，他们有改革的想法，朱敬伦则给他们提供支持。加上本来大明的軍队，就没形成什么传统，组织体系也比较散，高级将领最多能够统领到军一级，也就是一万人。

平时分驻在各地，打仗的时候，临时任命某一个军官为大统领来掌控全局，这有点类似明代早期的总兵制，总兵在那时候不是一个常设职位，总兵官是临时设置，最开始的时候，都是常遇春、徐达这样的元老在战争中充当，后来晚期才变得不值钱，成了常设军官了。

因为没有常设的总司令、总兵官一样的官职，所以軍队中也就不可能形成某个尾大不掉的大将军，不可能形成军阀。所以朱敬伦推动改革的话，基本上很难有力量反对他。加上从上到下都有改革派渗透，改革就更没有反对的声音了。

其实最重要的是，这个改革并没有影响到任何人的利益，既没有要降谁的职务，也没有收谁的权力。

所以军事改革很顺利的就展开了，甚至没有形成讨论的热点，民间不太关心，因为大家不太懂这个，官场呢，则因为軍队一直都是朱敬伦亲自主掌，文官集团也不关心，因此这是一个关起门来的改革。

任命文鸢为总办，筹建改革委员会，一年之内要进行全面的组织调整，这件事不能慢，慢了才会出事。

很快一个由高中级军官组成的改革委员会就成立起来。

文鸢是总办，邓世才等高级军官都是会办，其他军官则是协办。

他们在欧洲学习期间，学到了大量的理论知识，互相之间也进行过多次讨论，有大量的心得笔记，现在开始付诸实施，一个个热情高涨，几乎彻夜讨论，恨不能一夜之间能把所有的想法都落实。

总章程很快就拿了出来。

大明的军事体制，显然无法应对大规模战争，他们认为这跟法国之前的军事弊病相似，那就是太过于分散化。

法国在普法战争之前，由于主要面对的是殖民地战争，在持续多年的殖民开拓当中，它已经变成了一支剿灭分散游击队为主的治安军。

主要特征是，除近卫军外，平时不设军、师两级编制，战时才开始仓卒编组军、师级编制，根本不能保障部队应有的协调，这是法事脑机关一个重大失误。

因为没有常备大兵团，所以法国事先没有制定大兵团作战的周密战争计划，仓卒制定的计划存在着很多错误，如动员和集结部队的时限规定不当，缺乏大兵团经验的法军在集结和运动中出现许多失误，运行不畅。

可以说战前的法军，根本不是一支一直在准备全面战争的军队，小规模战斗经验丰富，大规模作战无法统辖，这才是他们失败的最大原因。

因此大明軍队需要组建大兵团，采用的方式是军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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