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芝廷对农村问题很了解，农村穷困的原因他思考过很多。

有许多不对的地方，比如他认为现在大多数农民穷苦，是因为不良商贾的盘剥。

官府不收农税，所以农民穷怪不得官府，那么农民比过去没见更富裕，这是为什么，只能是因为商贾盘剥，农民种粮，粮商压低价钱，农民种棉，棉商压低价钱，而商贾贩运到农村的各种商品则抬高价钱，一进一出农民就穷了。

这显然还是传统士大夫对商人的偏见，在一个开放性的商业社会中，都是自由竞争的关系，农产品价格低廉，不能说是商人的盘剥，因为农民可以选择不卖，价格基本上还是遵循价值规律，当然个体农民跟粮商在经济实力上的不对等，让粮商拥有更大的市场话语权，这又是另一个问题。

官府是不在收农税了，但不意味着农民就真的没有交税，因为政府征收了太多的交易税等间接税，所以让人以为农民不需要交税，可实际上，粮商的交易税成本最后都转嫁给了农民，粮商缴的税越多，就越要压低收购价。

这些情况，陈芝廷这种文人是看不懂的。

因为间接税隐蔽，去税务机关纳税的人，并不是实际负担税负的人，因此会造成严重的财政幻觉，实际负税人很难觉察到实际的税负，不但没有税收痛感，反而还认为自己有负于国家，对于国家和政府生出无限的感恩戴德情怀。

现在的农民和为农民考虑的士大夫就是这种认知。

但这种错觉是有好处的，那就是最广大的农民因为不知道自己纳税，所以产生自己对于国家毫无贡献的愧疚感，所以在所有的群体中，农民对政府最为认同，看不懂这个问题的文人们，骂政府各种问题，独独对政府不收农税而夸赞不已。

看得透彻的政府财务专家们也不会就这个问题站出来辟谣，他们吃多了才会找骂，巴不得这个美丽的误解一直保持下去呢。

只是让商人背了这个锅是朱敬伦没想到的，而且听陈芝廷说，乡村普遍是这样的认识，每每到了秋收时候，农民、地主都会因此跟粮商冲突，对价格不满。

朱敬伦也没有更正陈芝廷的认识偏差，不过他提了一个建议。

中国有完备的粮食储备系统，在全国各地分储了五亿担粮食，以国内目前的平均粮价二两来计算，这是一笔十亿的开销。但事实上投入没有那么大，各地粮仓管理方法基本上是三年一换，一年新粮，一年陈粮，第三年发售。所以每年要替换的粮食只有三分之一，也就是一亿多担。

一亿多担粮食，价值三亿，但这也不是净投入。国家给了储备系统足够的政策支持，现在粮库都是在以免税的方式，从国外产粮国直接大批量进口新粮，一次进口规模大，加上免税，粮库的采购价基本上维持在一两左右，相当于1.35库平两。

这样每年总的采购投入不过两亿三千万两左右。不过陈粮发售总能收回一些成本，旧粮在市场上出售价格大概是新粮的三分之二，粮库以批发形式向有信用的粮商成批出售，大概是半价的样子，因此在出售环节损失的成本并不算大。

粮库最大的净投入是维持仓库建筑，运输费用以及粮食朽坏的成本等等，这笔费用占到粮食价格的十分之一，也就是只有一亿两左右，虽然是一笔庞大的开销，但财政能够支持。

其实就是不能支持也得支持，储备粮一来备荒，一来备战，这都是不能讲究成本的。

但这笔支出确实太大，管理粮食又管理财政的户部官员提出过各种建议，比如由各地的仓储开办各种酒厂，用陈粮酿酒。直接开养殖场，用陈粮喂猪牛羊。还有提议让常平仓直接经营粮店，给他们特权，准许将旧粮按照新粮来卖的馊主意。

各种各样的办法，每年都会有人提议，而且很多都通过了，最后在朱敬伦这里被否决。

朱敬伦很清楚，储备就是储备，这就是一个纯粹赔钱的买卖，该投入就投入。想要投机取巧最后只会带来恶果。

最让他担心的是，光是一个储备系统，单纯的粮食管理，就出现了各种名目繁多的腐敗问题，有跟粮商勾结，用陈粮当新粮卖的，这样有三分之一的差价。有贪墨仓库维修经费的。有虚报运输费用的，将当地粮的运价报成外地粮的运价。有不动窝倒库的，不进口新粮，用陈粮当新粮，只在账面上做文章，就能腾出大笔经费来。

各种问题，每年都会查出来，每年都因此而杀人，真是带血的储备粮。

之所以如此，无非是因为利益巨大，现在都这样了，让他进入经济市场，那就更复杂，更有辗转腾挪的空间，更难监察了。而且储备库是官场，是享有特权的。一旦开始谋利，对市场的冲击是难以想象的。

而且官办产业的效率，朱敬伦没有任何信心，假如让他们开养殖场，饲养牲口赚不了钱的时候，他们又会要求允许他们经营屠宰，加工皮革，还赚不了钱，就又会说开商铺，到最后恐怕只会沦落为依靠特权炒作房地产等行业谋利了。

因为巨大的规模，政府只能任由这种产业一步步滚雪球下去，即便效率再低都不敢动。

相比每年一亿的净投入来说，朱敬伦担心让储备粮库经营产业，恐怕副作用更大。

现在可以微调一下，储备库主要是直接进口国外廉价粮食，大米是从南洋进口，小麦是从俄国和美国进口，虽说通过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