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孩子总的来说还算是时代的幸运儿，他后来在一个偶然的机遇中离开山村去了中国的西部地区，在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的结合部生活了八年，当然仍然是穿着那双半旧已经洗刷得发白看不出本色的解放鞋扛着被母亲拆洗干净的行李卷提着一摞子书离开山村顺着山路西行三十里在县城火车站登上火车的。火车开的时候他并没有落泪只不过心中有些许的难过，他不留恋贫困落后的山村，只是有点不想离开自己的父母。他怀中揣有他父亲写给祖国市某机关一位干部的一封求援信。那干部与他的父亲曾在一所初级师范的一个班里读过书一个宿舍里睡过觉，后来他父亲因命运之神驱使回乡务农了，人家却赶潮走向祖国大西北堂而皇之地当了国家干部，就像毛泽东革命成功后进北京当了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而他绝大多数的师范同窗却仍然在原籍教书或者种田一样。那时的人情很值钱，一封信就促成了他人生的大转折，他居然在一家工厂里干起了正式工。这八年中他穿的是当时十分流行且落落大方的劳动布工作服，上衣口袋的上方和裤子p股口袋的上面印着“安全生产”四个白色的字，脚上穿着稍加擦油保养便锃光发亮的三节头青年式皮鞋，并不浓密但却油黑的头发总是二八分，虽然说出话来乡音与他洒脱的外部形象有些不相匹配，但足以让本厂不同岗位不同年龄的许多职工窃窃私语并加以肯定，他的后背和前胸时常能感受到一些从工厂各个角落s发的与他年岁相符的女工们那种热烈而大胆的目光。最终有一位胆大而心细的工厂医务所女护士借助他患了感冒而给他注s鱼腥草的机会与他熟识了，后来她又接连帮他洗衣服拆被褥擦皮鞋补袜子，半年后就变成了他的妻子，又半年后给他生了儿子。想必那时的工人牌子并不差的，许多有学历的女教师甚至政府女干部的爱人常常会是某某工厂的钳工车工铣工磨工或者电工，而后来不知从何时起工人的牌子便彻彻底底地倒了，以至于“工人”二字竟然成了贫困和无知的代名词。
这个来自遥远山村的男孩淳朴且要强，结婚生子后他仍然不停地读书学习，除读完学完了自己从家乡带来的那些初中数理化课本外，又用自己的工资从新华书店里买回不少他喜欢读的杂书，常常让自己废寝忘食，这样便不时遭到妻子的数落而后来竟然酿成了他们夫妻感情不合的隐患。大概是一九七八年，时代又慷慨地赠给这个勤奋好学的年轻人一个人生转折的机遇，他懵懵懂懂地报名参加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二次考试，本是只具有初中毕业的文化程度却以语文和历史的分数较高而填补了数理化分数的不足被祖国西部某大城市的师范大学中文系所录取，四年学成，毕业后就又回原单位当起了文职人员。
当时工厂里有大学本科学历的人还属于珍稀动物，且都占据了工厂十分要害的生产技术检测部门，而他是学中文的就显得更加稀有以至于无处安身。但作为一块好的料石，厂里是不会放走他的，于是就默许他整天坐在政工科的闲置办公桌前喝茶聊天，当然有时也帮助人家有工作干的科员们填填表册什么的。他认为是无所谓的事情，但渐渐在心理上已经给人家构成有朝一日终久会取而代之的恐慌，于是三四个男女科员便视他为不速之客，都在心堤上加强了警防，并暗自找厂领导做了他们应该做的工作。大家盼望他早日离开政工科。
终于有一天他有事可做了。
那天厂党委刘书记把他请到书记办公室很客气地对他说：“有一项任务性很强且很神圣的社会工作需要你去做，也是个锻炼的机会。你出去搞工作属于借调性质，有阶段性的，干完就回来。你们这些有文凭的青年人都是咱们厂的财富，原则上我一个也不放掉的。”于是，他就到市政府西城区去参加五年一次的人民代表###工作了。他的任务很明确——编辑出版西城区###工作简报，这是他未报到之前就已经板上钉钉的事，显然是中文本科的作用。这样看来，厂党委刘书记的一番话并不是随便说说的，而是厂党委的会议精神了。
待他按有关通知精神走进胜利路五十号人民代表###办公室的时候，那里已经有三位不同年龄档次不同相貌特征的知识女性在等候着他了。其中那个年龄较大相貌也十分庄重美丽他一眼就能断定她是个男女情爱缺乏者的女人注视他的目光就比较复杂能给他一种粘滞和浓稠且滑腻的感觉。他其实没有太多的情爱经验，他的那种感觉来自于他的下意识或者不自觉，也许是来自于他从他已经拥有的妻子身上体验过的